我的老家在浙江省东阳市一个叫东璜山的村庄，在一个酷似北京四合院的老院子里，我生活了许多年。
院子里，我家和大阿叔的房子坐北朝南，中间隔着一间大堂屋，这是院内人公用的地方；朝东住的依次是小阿叔、守朝阿婆、汝林大伯和依光大姐；朝西住的是三阿公、小阿公和开尧大伯；南边则是一堵泥沙砌的围墙，正中间开着双扇的大门。全院9户人家几十号人济济一堂，相互照应，共同生活了几十个春秋。大家相处有礼有节，亲如一家，有乐同享、有难同帮，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远亲不如近邻”。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连续3年遭受自然灾害，在企业做干部的父亲响应国家“精减城市人口”的号召，带着全家人从杭州回到了农村老家，住进了这个老院子。
从我们搬进老院那天开始，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邻居送“货”上门，六谷粉、小麦粉、梅干菜、萝卜干，甚至连锅铲、碗筷都有人送来。用大家的话说：“你们白手起家，现在正是最困难的时候，能凑一点是一点。”仍记得守朝阿婆指着我和弟弟妹妹对父母说：“你看，孩子都这么大了，你们还愁什么？”一个个善举，一句句暖心窝的话，令我们全家感动不已。给我们送东西的，除了院内的邻居，还有外院的或是同一个生产队的。当然，父母也会不时把一点一点积蓄下来的粮票、布票等回送给这些好心人。
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发生在一个隆冬的早晨。一早，母亲打开房门，见门把手上挂着一只鼓囊囊的土布袋，拎起来沉甸甸的。打开一看，里面装的全是红薯和毛芋。显然，这又是邻居送来的。是谁送的呢？母亲在院子里问了个遍，也没问出结果。院里的邻居们都说，大家这样悄无声息地送东西是常事，不必追究到底是谁送的。那段时间，我总听到父母由衷感慨：老家人真是重情重义！
在邻居们的关照下，我们一家子很快就融入到了老院的大家庭中，甚至连我家的客人也享受到了这种特别的优待。记得那一次，我和弟弟妹妹们都去上学了，父亲一大早陪生病的母亲去了医院。傍晚，父母回到家，邻居告诉他们：“你家来客人了，现在客人在依光家。”原来是父母在杭州结交的朋友专程来看望我们，他们来到村里已是下午两点钟了，依光大姐见我家没有人，便把客人接到了她家，还精心做了小吃招待他们。事后，父母带着礼品向依光大姐表示感谢，她却说：“不要这么客气，都是同一个院里的，你的客就是我的客！”
那时候，村里没有自来水，周边的水井在离家约二三百米的地方。我是家里的长子，又有十五六岁了，每天放学回家，挑水的家务活自然就落在了我肩上。我从小生活在城市，刚开始不会挑担子，汝林大伯便特地叫他的儿子洪泉同我结伴去挑水。一路上，洪泉总会不时地纠正我挑水的姿势，手把手地教我一些小窍门。很快我便上道了，从只能摇摇晃晃地挑半担水，到能够平平稳稳地挑上大半担。也是在与洪泉、顺香（大阿叔长女）等伙伴们的结伴劳动中，我这个五谷不分的城里孩子，慢慢学会了干多种农活，这让我受益终身。
老院子里的人淳朴、善良，发生在老院子里的一幕幕往事充满了温情。
小阿公的长子桂松从小患有癫痫症，但邻居们没有一个因此歧视他，相反，大家都把他当大熊猫一样重点保护。桂松不发病时和我们并无二致，20来岁的小伙子长得壮实，个子不高却很有力气，人又憨厚，每每看到邻居干活，他都会主动上前搭把手。但大家通常都不会让他动手，因为他这个病一吃力就易发作，有时实在拗不过他，就象征性地让他干一点。后来，桂松发病去世，全院子的人伤心了好久。
那时候过春节，家家户户都要爆爆米花、切糖、做年糕。谁家的农家糖或土年糕做成了，全院子的人都可以一饱口福。今日吃你家的，明日吃我家的，用至今还常与我联系的一位同院发小的话说：“快到年三十的那些日子，在院子里几乎天天都能吃到各种美食，天天都是‘邻居节’……”
如今，院里的老屋因年久失修，大部分都已倒塌，剩下的几间破屋也空无一人，邻居们有的易地建了新房，有的住到了城里。老一辈人相继离世，我这一辈人也已年逾古稀，但都还健在。历经半个世纪的岁月流转，昔日的深情厚谊仍在，平日里大家相互联系，逢年过节互相走动。
不久后，随着金甬铁路的修建，老院子将不复存在，但那片乐土留给我们的美好记忆永远不会抹去。
（图为表现胡同大院生活的电视剧《芝麻胡同》的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