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的家乡江西是一片红色热土，在中国革命早期，这里建立了赣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湘赣革命根据地、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后发展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等多个著名根据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瑞金。在与敌人的斗争中，数不清的仁人志士血洒赣鄱大地，故江西有“血色之都”之称。地处赣南东部的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这里曾发生过许多可歌可泣之事。前不久，笔者在于都接受了一次难忘的心灵洗礼。
“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秋风（里格）细雨，（介支个）缠绵绵……问一声亲人，红军啊，几时（里格）人马，（介支个）再回山……”在于都城区的贡江边漫步，一曲二胡《十送红军》传来，看到杨成武将军题词的纪念碑“长征第一渡”，时光一下子回溯到了90年前的那个秋天。
1933年10月，国民党集结百万重兵，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受“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一年过去，全线出击的红军陷入被动，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在极端严酷的情况下，中央不得不将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
当时，于都成为红军主力的集结地，中直机关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和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军团，共计8.6万人集结于此。1934年10月16日傍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率领中央红军，从于都县城东门的浮桥渡江，离开中央苏区，踏上了风萧萧、雪漫漫的万里征途。
贡江边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中，陈列着许多渡江时的文物和史料，从中可以看出于都人民的英勇、无私，看出红军和百姓的鱼水情深。当时的贡江，浪大风高，水流湍急，江上没有一座桥。在关乎红军、苏维埃政权及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于都人民站了出来，他们组织武装力量，配合红军牵制、阻击敌人，同时动员了上万名劳力，准备了八百多条木船，在山峰坝至渔翁埠一线，用自家的门板、床板搭起了八处浮桥，供红军渡江。为了避免敌机轰炸，百姓们白天把浮桥拆掉，晚上又举着火把重新把桥铺上，硬是把处于腥风血雨、风雨飘摇中的苏维埃共和国送过了贡江天堑。
在纪念馆，我听到了两则感人至深之事。当时，红军搭桥需要木材，有个姓赵的老表听说后，准备拆掉自己的瓜棚。因南瓜还未成熟，材料征集组的同志劝阻老表不要拆，可老表一下子把瓜藤扯断，扛起搭瓜棚用的木料就来到了江边。
还有一次，在江滩上搭桥的两名红军战士与一位曾姓老人吵了起来。原来，曾大爷为了帮红军搭桥，把自己的棺材板捐了出来。看到红军战士拒收，老人急了：“你们在前方打仗，连命都拿出来了，我一个老头子拿出几块棺材板算什么！”战士们再三劝阻，曾大爷又说：“如果没有红军，没有苏维埃，别说寿材，我连饭都吃不上！”后来，曾大爷捐献棺材板之事传到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那里，周恩来感慨地说：“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
苏区时期，人口仅三十余万的于都，有近七万人参加红军，十余万人支前参战，中央红军长征的队伍中每五人就有一人来自于都。在距离“长征第一渡”不远处的望红亭，笔者听到了一件让人落泪的往事。
于都县银坑镇窖前村有一位叫钟招子的妇女，她的十个儿子中，八个当了红军，只留下最年幼的两个儿子与她相依为命。有人劝她留几个年龄稍大的儿子在身边，平日能帮忙干活。钟招子说：“要不是红军，我们哪有自己的田地？我的儿子应该当红军，去帮助更多像我一样的劳苦大众。”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实施战略大转移，出发前，大儿子回家征求母亲的意见。钟招子挥挥手说：“红军是真正帮助老百姓的队伍，你们放心去吧！”临行时，钟招子拿出八双布鞋，说：“给你们兄弟八人各做了一双布鞋，一定要打胜仗，我等你们回来。”
15年后，中国工农红军托起了一个巍然屹立的新中国，但钟招子的八个儿子始终没有消息。丈夫早逝的钟招子每天晚上都点起一盏马灯，坐到门口等着儿子回家。等啊，盼啊，眼泪干了，眼睛瞎了，头发白了，马灯也变得锈迹斑斑，老人始终没有看到儿子们的身影。1960年，老人生命走到了尽头，临终前，她留下一句话:“马灯不能灭。”为了纪念于都人民这份厚重的情谊，当年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时，专门在江边修建了这座望红亭。
不知不觉，天色渐暗，贡江两岸的路灯亮了起来，人们走出家门休闲、锻炼，于都一下子变得灯火璀璨、热闹非凡。突然，不远处传来唢呐独奏《映山红》：“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唢呐声高亢嘹亮、饱含深情，似乎在告慰那些把鲜血洒在这片热土上的英雄儿女：于都人民已经过上了幸福美好的新生活！
（图为小学生到于都毛泽东旧居参观）
